伍启芳的母亲伍潘淑娴（潘群）女士

我的母亲

　　树欲静而风不息，子欲养而亲不在，这是我一生人中最遗憾而无可补偿的事。我们姐弟成长，实在有赖母亲潘群女士辛苦的养育教训。

　　母亲出身于普通的建筑商家庭，外祖父母受封建思想遗害，以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为由，不让她上学读书。相比之下，叔婆个性刚强，不顾大伯之干涉，坚持要让其女儿入学堂受教育，卒之成为香港颇有名气的信修女中校长。母亲之所以识字，是由堂妹放学回家所教；归随父亲以后，更蒙父亲亲授古文，如《幼学琼林》、《诗经》等，并讲解易懂的孔孟学说。母亲的心算比算盘还要敏捷，我记得小时采买置办都以中国斤两计，母亲算数准确无误；至于裁剪手工尤其优越，她穿的衣服旗袍都是自制的，不必假手裁缝。

　　母亲最感悔恨的是嫁人作妾。我稍长时，曾阅过父亲写给母亲的信，虽然情意深深，但聚少离多。豪门一入深似海，且因母亲耿直的个性，不是贪财好钱之流，亦非争宠争利之辈，坚持“宁人负我，我不负人”的宗旨，故亦不求珍珠慰寂寥。为了儿女，为了从一而终的古老观念，她就此过了孤寂的一生。

　　我们姐弟俩，幼时体弱多病：我时时咳嗽，吃了母亲亲自捡炖的燕窝粥不少；材弟更甚，时发高烧，母亲往往甚为着急，除了常看医生之外，甚至叫奶妈抱着材弟，一家一家地讨米煮饭，当作乞儿，以求平安；运动跌断手脚时，更是坐立不安。奶妈亦甚疼爱材弟，所以她去世后，母亲将她的女儿和我们一起教养，曾入“圣保禄”教会学校，读至小学。她就是我在《广州二日》一文中所写到的阿弟。母亲虽然钟爱我们，但管教我们严厉多过慈爱，我们则敬畏她多过爱她。

　　我幼年所受的关爱大多来自堂姨，即上面所说的母亲的堂妹——香港信修女中的校长潘静修（琼好）女士。她于日本南侵香港时回到曲江办学，在日军侵入曲江时逃难失踪，至今我仍不胜怀念她。在私塾启蒙之后，我曾回泰国就读于洁芳学校、新民学校，再度回香港入圣保禄小学读高小，初中就在静修姨所办之信修女中寄宿。那时可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期，阿姨待我们一班少年朋友非常的慈爱。她头脑新，学识好，每周礼拜一举行朝会，讲解做人的道理及一般常识；礼拜三和礼拜六则带我们到七姐妹海滩游泳。母亲间中也参加，看见我们游远一点，就大声呼喊。礼拜天我们成群结队，骑脚踏车从中环回到大坑我家，母亲总会说，“看着汽车阿，不要给撞到阿，不要骑太久阿。”那时只会怪母亲啰嗦，到自己做母亲后，方体会到那种担忧担心的挂念情怀。

　　1941年12月8日，一个最不能遗忘的苦难日子：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。早上我如往常一般，拿着书包到教会学校华英中学高中上学。刚出门，就看到武装的警察，听到警报呜呜；一问警察，方知是战争开始了。那时我们已是孤儿寡妇，父亲于1938年去世，由异母大哥柏林、二哥竹林照顾我们。战争发生时，母亲非常镇定，也会应变，留下材弟和阿弟看家，与我即到中环汇丰银行取回一部分存款。我们开保险箱取回存放的金银首饰，回家时，交通已断，恐怕身怀财物被抢；日军开始炮轰，九龙仓大火冲天，炮声震耳。母亲想起儿子在家，不明情况，不觉悲从中来，放声大哭。这是我们初次尝到的战争气息，含泪行至家中，双脚已起了水泡。

　　18日后，英军投降，香港沦陷。日军耀武扬威，居民经过日军岗位时要行鞠躬礼，他们随时可进民居搜查。深夜警笛一吹，居民纷纷离家站在街上，日军穿着皮鞋，“登登登”踏步上楼，翻箱倒柜，肆意搜索，予取予携；居民则在寒风凛冽中，低头缩颈，呆立街头，直至日军收队。其时香港粮食日少，加之那时海外交通停顿，侨汇断绝，战前我们已受到救亡歌曲的鼓励，我们决定不再香港作顺民，要回到抗战的祖国去。

　　虽然我们没有去过遥远的故乡——广东梅县松口，但母亲决定不顾万难，要带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。日军因粮食困乏，准许居民离港，但不能携出物资。母亲遂决定参加偷渡队伍回乡，因为可藏起一些金银首饰，为我们回去后的生活打算。我们跟随同乡钟银昌夫妇及三四十人结伴同行，由香港渡海岛九龙中英交界之沙头角，改渔船沿大鹏湾而行，然后离舟登陆，行至坪山，再改乘内陆船经淡水，惠州、河源、老隆，步行经兴宁至梅县，又再乘船上丙村、雁洋，方回到家乡松口。

　　一路风餐露宿，几经困难。最先，离开香港时要坐渔船，船泊在海深处，每人均赖渔夫背上船；不知怎地，人多混乱，大家都上船了，只我排在最后，母亲望不见我，要跳海寻死，这就是逃难生涯的开始。在船上又听见渔夫叙述昨天日军在此处扫射了两条渔船，我们惊恐之余，只好卷缩在角落里听天由命。到了中国乡村之时，借村庄一农舍栖息，他们招待我们的是粗茶淡饭；捧着这未曾尝过的粗食，因饥饿之故亦甘之如饴。这里是土匪、日军、国军常常出没之地，地方上组有民兵，要收保护费，我们的带队者与其磋商付款后，方得通过。母亲平日瘦弱，我以为她一定行不动了，怎知她为了要带我们回到平安自由的土地，这种心愿异常坚决，所以一鼓作气，在步行时总行得快，走在前头。

　　一路辗转，爬山涉水，经过千辛万苦，终于回到广东的梅县。一到梅县，耳目一新，嗅到一种文明清洁的气息，大家都有脱离苦难、到达目的地的欢欣感觉；第二天，再乘船而上经丙村、雁洋，方回到我们的故乡松口。

　　到了码头，想不到一大群不认识的叔婆、伯母、嫂侄到来迎接。回到家门，蒙家人特别打开大门出迎，进入正堂拜祭祖先。这在当时封建时代是很隆重的礼节，这要归功于母亲良好的人际关系。最维护我们的是失明的珠伯母，她是一家之长，当时她到香港医眼疾时，母亲服侍她无微不至；又因母亲手艺好，闲来无事缝些衣裤送回乡下，赠予叔婆伯母。想不到日前无意种的因，却于日后收到美好的果，这真是一个很现实的因果教训。

　　母亲在我们小时就教训我们：做人要不怕吃亏，宁人负我，我不负人。她常强迫我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说半部《论语》可以治天下。她还经常以其中的道理教训我们，如“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自省”、“利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两者不可得兼，舍利而取义者也”等。少时念得头晕脑涨，大了方知道是做人的至理名言。

　　回到松口以后，由于封建思想作祟，叔婆伯母都认为我不必再读书了；可是母亲因自己受过不入学之苦，所以不理别人的闲言闲语，坚持让我进入松江高中继续学业。我是该校高中第一届毕业生，这是母亲排除异义的栽培。同班三十多个同学中只有六个女生，都是幸运之女，可惜现在只有我硕果仅存。

　　回到家乡以后，南洋讯息不通，侨汇断绝，好在乡里有好多祖田，但需要人力来耕种。乡下人是会欺生的，他们要看看人瘦体弱的广府母亲（伍启芳母亲是广州人，编者注），怎样处理这广大的田地。那时我们人生地疏，母亲只好咬着牙根，艰辛地把家里家外的责任担当起来。三年多的乡居生活，把我训练得会煮大锅饭，会弄客家菜，会洗衣、割禾、打禾、晒谷、煮猪食、饲猪。这都算容易的工作，母亲更会种田、种菜、种番薯芋头、种豆角花生、除虫下肥等等。一大清早就要起床，除了中午因日头太猛而休息外，可说整天辛劳，使乡人对这广府婆也不敢看轻了。

　　母亲为叔婆伯母所作的一件大事，就是去蕉岭县收租谷。先祖父伍淼源公在蕉岭县买了大片田地，但因管理的子侄不卖力，不懂经管，且因隔离甚远，以至给租户霸占了好多。由于母亲明白事理，又识字，加上大无畏精神，收到了积欠的一部分租谷，用二条大船载回松口。在侨汇断绝之时，能得到宝贵的粮食接济，一大家人欢天喜地，都到大厅来分谷。乡人也对母亲令眼相看，不只不敢轻视她是“会食不会做”的广府婆，而推崇她是能文能武的主妇。

　　母亲另一令人称赞的表现是在1943年冬天。当时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期，三青团宣传处长郑彦芬由重庆到梅县，以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”为口号，呼吁优秀青年参军。那时我已从梅县南方商业专科学校肆业，材弟则在梅县中学念高中。郑处长热情充沛，煽动力强，讲得有声有色，加以当时局势紧张，青年们热血沸腾，很多人都投笔从戎，我本来也要上台签名从军，但看见材弟已上台了，他决定投笔从戎，家中仅剩下老母，我只得作罢。

　　材弟投笔从戎的消息，由梅县传到松口，一大家人都吓呆了，眼见我母亲的独子从军，大家都心忧不已。母亲虽伤心痛哭，但材弟坚称“有国方有家”，若不能以身报国，宁愿自裁。从军的青年经过短期训练，开队离县。母亲与我泪眼汪汪之余，只有摇手祝福，祈求上天赐与他们平安。当时县报把回乡华侨老妇（即母亲）送独子从戎报国的消息发表出来，乡人均赞叹不已！

　　乡中生活虽然艰苦，但自食其力，不必靠别人供养，有自立之乐，母亲在不知不觉间，已从广府婆变成刻苦耐劳、勤俭节约的地道的客家婆；加上她手工精巧，时时嘉惠于叔婆伯母，且会写信以及排难解纷，遂树立了在家族中的地位，“群叔婆”之尊称不绝于耳。

　　1945年8月15日晚上，我们坐在家中，忽传来震耳的爆竹声，乡人争相走告，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。这天大的喜讯，使我们连夜出街，探听消息，乡民高声欢呼，八年抗战、八年艰苦，终于捱到终结了，国家胜利了，人民脱离苦海了。我心中升起了热望，又可以去香港读书了。可是母亲已与乡下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在我随“南专”转去广州继续上学时，母亲与养女顺容却继续居乡，那是阿弟已经出嫁了。

　　1946年我在广州南方商专读书时，已受到红潮浪花的浸泼，受过抗战的洗礼，刚刚安定下来，又要准备第二次逃难了。其时广州已很不安定，乱象丛生，胜利的美梦刚过去不久，又开始人心惶惶。

　　我在1946年毕业后不久，在广州工商局担任了一个多月的公务员，蒙兄长竹林的眷念，特请杜惠风先生到广州找我，接来泰国。不久之后，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，五星红旗代替了青天白日满地红，我与母亲就此阔别了一段很长的时期。

　　共产党执政后，大家期望新时代能取代黑暗的、贪污的、腐败的旧社会，可是三反五反花样繁多，使善良老百姓饱受痛苦。母亲虽与族人相安无事，但是婢女长工们，曾看过母亲存有金饰，便去检举告发母亲；好在母亲不是爱财如命的人，除了田地全部被没收外，立刻将所有金银钻石，统统奉献新政府，以至得到“开明地主”的美名。虽没被捉去斗争，但也受了不少苦头。那时，我写了很多封信寄回乡政府，要求接年老体弱的母亲来泰国团聚。经过两年的书信催促，加之新政府亦开始推动互侨政策，母亲来泰的请求遂得批准。

　　后来我想，这是政府更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情，母亲虽然苦难多多，但她见证了推翻满清、国民革命、抗日战争以及共产党建都北京的历史。在时代熔炉里，她经得起也经过许多考验，站稳脚跟，坚强地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教育成人，对此我们也引以为荣。

　　母亲来泰后，不惯本地人情，且离开芳香的土地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，儿女们又忙于工作，知心亲朋稀少，以至郁郁寡欢。虽曾来往泰台（材弟处）二地两次，抚养过孙儿和外孙儿女，略享天伦之乐，但亦不能疗解她乡愁寂寞，一生少过欢乐的日子。母亲一生勤朴、正直，与人无争，终于1965年4月10日病逝于曼谷华侨崇正公立医院。她逝世后，竹林兄极推崇与同情这位孤寂的庶母，再三交代要风光大葬，冀尽补偿之意。

　　虽然母亲受过许许多多的苦难，但现在中国大陆在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江泽民先生前后主持下，实行改革开放，人民生活已有很大改善，经济也欣欣向荣，母亲在天之灵一定也会为此感到安慰，感到高兴！